法医人

    ７月２４日下午，南京市公安局在江宁开发区开展了一场以“尊重生命、尊重逝者，规范处置、文明执法”为主题的“规范处置非正常死亡现场”模拟演练活动，南京市公安局各分局局长、交警大队队长及派出所代表共１００多人参加了现场观摩。

    第一场演练，模拟的是一场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置。两名骑自行车的男女被一辆桑塔纳轿车撞击，有人伤亡。民警接报赶到现场后，立即设立警戒区域，对现场实施封闭并控制嫌疑人，查看伤者情况。交警部门在事故路段设立反光椎桶，对周围道路实施管制，并引导１２０救护车、现场勘查车辆进入现场区域。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１２０确认有１人死亡后，民警迅速拿来白布将死者覆盖起来，待刑警对现场照相固定和尸体初检后，将尸体装入裹尸袋，并抬上专用车辆运走。

    在随后的一场械斗伤人模拟现场，记者同样看到，除控制现场带走嫌疑人外，在确认伤者死亡后，民警同样立即用白布将其覆盖，并在刑警勘测现场时，事先用１米多高的遮挡牌将现场包围起来，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据了解，南京警方将在演练基础上建立一系列工作机制。目前作为一种装备，南京市公安局已将１５００块白布、１５００只裹尸袋配备给了所有的一线车辆，并准备添置专门的运尸车，以确保在非正常死亡现场处置中文明规范。

 南京法医学会秘书长 曹苏

一、法医咨询的重要社会意义

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号召，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人民民主、国家繁荣富强至关重要。2005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开始的一个标志性里程碑。

司法鉴定社会化意义重大。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上司法鉴定处于空白状态，而被封闭在司法机关内部，具有神秘色彩，竟连受伤害的老百姓都没有参与鉴定自己所受伤害程度的权力和途径，无法合理维护当事人自身的合法权益。近些年来，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后，民事诉讼的司法鉴定从公检法机关分离出来走向社会，对当事人而言，传统的鉴定“权力”已经转化为鉴定“服务”， 从被动接受已转为主动选择，公民拥有了民事参与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社会进步。

而且，司法鉴定社会化对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有力推动。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行使鉴定权，其鉴定结论可通过举证、质证、专家询问等形式，为审判机关的判决提供充分证据和法医依据，无疑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积极成果之一。

司法公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前提，而当前刚开始社会化运作的司法鉴定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司法公正影响甚大，诸多不可忽视的严峻问题摆在眼前：司法鉴定社会化也带来另一面的问题，某些个人投资鉴定机构出现追求经济利益的一些偏向，而忽视鉴定质量，从而易引发社会矛盾或不安定因素。

在这样的势态下，法医专家的咨询意见对司法公正、对庭审作用就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医咨询对审判的重要作用。

审判制度的改革由过去法院调查转变为由当事人举证和法庭质证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十七条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五十九条 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第六十条 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 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 “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

这也就是说，法医咨询在审判中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审判中可聘请法医专家出庭参加质证；二是代表当事人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三是可帮助当事人进一步陈述鉴定结论的理由和依据。尤其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或遇到“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可申请重新鉴定，但由于当事人并不具法医专业素养，就必然需要聘请法医专家出具咨询意见或出庭质证。

由此可见，法医专家咨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也可促进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更加完善，可促使审判机关在审理中更体现公正、公平、透明。

第二，在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当事人由于不懂得法医专业知识而产生误解，甚至不断上访，也迫切需要法医专业人士做出解释、说明，从而化解矛盾。

二、法医咨询的社会前景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社会迫切需要像我们法医学会这类专业学术团体的专业技术服务，也为我们学会工作服务社会、服务法律提供了较大空间。

南京法医学会作为南京地区唯一的法医专业学术性社团，拥有司法部门、医学院校等法医专家和法医工作者，具有丰富法医实践经验、较高法医水准和一定权威性。咨询工作是学会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法医属社会稀少专业，法医咨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有其独特作用，这种社会需要来自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斗殴事件、工伤事故、交通事故、泄漏事故、污染事件、中毒事件、等伤害性案件所造成的人身损害，由于当事人双方或单位并不具法医专业知识，亟需法医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4条“对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而且通知死者家属到场。”但是死者家属一般都不懂法医专业知识，那么聘请法医专家代表家属到场参与尸体解剖，就必然越来越多地成了社会迫切需要的一项常规性社会服务项目，这也就为我们学会工作拓展了很大空间。

第三，面对司法鉴定社会化、多家鉴定机构社会化服务的潮流，当事人如对某家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结论有质疑，或两家或数家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相左，或者审判机关需要专家说明、举证等，就需要听取专家咨询意见，法医专家就是其中最常用、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四，在发生地区性、群体性人身伤害事件时，地方政府急需对伤害程度以及后果做出准确判断的医疗和法医专家意见，以便于决策妥善处理。

所以，法医专家咨询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公正性维护、对于司法审判公正性提供可靠依据、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三、法医专家咨询作用的实例

在最近南京市发生的一起案件以及南京法医学会所做的咨询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最近，某区某法院立案受理某公司（该案被告）与市民江某（该案原告，下称“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某法院指定某司法鉴定所为江某做伤残等级鉴定、因果关系鉴定等，该鉴定机构出具结论为：1、被鉴定人江某构成一级伤残；2、被鉴定人江某存在一级护理依赖；3、被鉴定人江某目前后遗症与该公司过失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依据这样的鉴定结论江某诉某公司赔偿80万人民币。

某公司对该鉴定结论存有疑义，认为鉴定结论依据不足，可是不知如何举证、质证，更不知如何在庭审中以客观的事实，充分的依据，让法庭同意给予重新鉴定。为此他们找到了南京法医学会，委托我们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学会接受委托后，组织了法医专家、医学专家进行了会诊，出具了专家咨询意见。咨询意见明确指出：“1.从现有提供的病历资料看，临床诊断‘一氧化碳中毒’仅有患者的陈述，而缺乏客观诊断的依据，如：影像学资料、生化检验单等检查没有记录。” “2.从门诊病历记载看，患者06年2月24日首诊时‘一氧化碳中毒’的程度、体症的表现较轻。是否足以直接导致患者目前的结果有待商榷。” “3.患者‘继发性癫痫’诊断成立，引起‘继发性癫痫’原因很多，患者自身疾病的因素有待排除。”

同时，为了专家能直接参与法庭质证，接受法官的询问，提高重新鉴定的理充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于是，该公司专门邀请了全国一流的著名法医专家教授到庭阐述对江某一案的咨询意见。在法庭上法医专家教授做了长达12页的陈述，从理论到实践有根有据，专家教授主要陈述认为：“1.江某有一氧化碳接触史，属轻度中毒”；“2.江某脑电图有癫痫样改变”；“3.江某不能排除“帕金森病”；“建议江某应在住院监护下，医院明确诊断后，再做伤残等鉴定”。专家教授的这些意见引起了法官的重视，法官倾听并做了进一步询问，对法庭深入了解客观情况起着良好作用。后经法院合议已同意该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此案充分显示出法医专家咨询意见及其参与庭审质证的积极、良好作用。

来源：北京晚报

　　怀揣一份精神病鉴定书，姚小斌混迹于火车站以偷窃为生，他想用这“护身符”逃避处罚——

　　伪装精神病难逃法医眼

　　6月27日下午，姚小斌(化名)在北京西站偷一名女乘客手机时被当场发现。

　　28日一早，在交接姚小斌案子时，北京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预审队队长张洪方看到了一份司法鉴定书，上写:被鉴定人姚小斌患有精神分裂症，对本案无刑事责任能力。 落款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不带精神病鉴定书不出门

　　原来，2006年3月22日，姚小斌在上海黄浦区一商店外盗窃一顾客手机时被抓获，他自称有精神病，黄浦公安分局遂委托该鉴定中心对姚小斌进行精神鉴定，结果他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黄浦分局作出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姚小斌被释放了。从此，这份鉴定书再也没离开过姚小斌的身上，据他自己说，每天不带鉴定书是不会出门的。

　　按常理，精神病人最怕别人说自己有病了，但姚小斌却将鉴定书随身携带，一点也不避讳。张洪方认为，这样明显有悖常理的行为肯定有蹊跷。

　　目露贼光哪像有病

　　向精神病专家咨询精神病患者的神态、眼神和说话方式，并到安定医院实地探访了病人后，29日上午9点，张洪方与预审员赵瑞云坐在了姚小斌面前。“一见到姚小斌，我就知道他不是真有病。”张洪方事后说。

　　姚小斌表现得很镇定，不停地打量着预审员及周围环境“完全是一种老贼的眼光。”有十多年预审经验的赵瑞云形容。

　　“我要做鉴定，我有病！”姚小斌倒先向预审员发问了。

　　狱医观察有“诈病”嫌疑

　　姚小斌自称被抓前一直服用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氯氮平，但据曾在精神病院工作过10多年的看守所狱医丁警官观察，停药几天后，姚小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真正的患者应该出现烦躁、睡不好觉等明显症状，而姚小斌却没有，还声称晚上睡眠比在家里好。”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丁警官认为姚小斌有“诈病”嫌疑。

　　司法鉴定他没病

　　7月10日，北京铁路公安处就姚小斌一案委托北京市安康医院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7月19日3名专家进行了会诊，最后得出结论:姚小斌在实施本案违法行为时，动机现实，目的明确，辨认与控制能力存在，完全责任能力。

　　8月6日下午，在看守所提讯室里，听预审员赵瑞云宣读完鉴定结论，姚小斌嘟囔了一句:“这咋不好使了？”之后他说，因为怕被处理，所以装病。目前，姚小斌已被批准逮捕。

　　律师观点

　　做假鉴定要负法律责任

　　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耿丽丽律师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犯罪嫌疑人姚小斌是否真有精神病？上海方面为姚小斌所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论是否真实？

　　耿律师认为，如果姚小斌确有精神病史，属于间歇性精神病人，但在本案案发时精神正常，他仍应当承担盗窃的刑事责任。而如果在上海案发时，姚小斌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所做的虚假鉴定，那么对他的处罚一定要在法定刑的基础上从重处罚；对于出具鉴定结论的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也要被追究相应的责任。

　　法规链接

　　《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对精神病人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