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检查风云

　　2007年6月，俄罗斯《真理报》就报    道了这样一个恐怖而真实的案例，其间充满荒诞、诡异，却又不容置疑——

　　歌剧院里的离奇死亡

　　2007年3月，为了庆祝建市786周年，下诺夫哥罗德市（曾名高尔基市）商会共同筹资，由商会会长列昂诺夫点名要求上演歌剧《浮士德》。接到演出任务后，歌剧院最终选定资深演唱家安德烈夫扮演主角浮士德。安德烈夫正值壮年，身材瘦弱，但面部表情却极为丰富。或许是多年的演艺生涯练就了他一双传神的眸子，他甚至只用眼神就能表达出喜怒哀乐。

　　从没在正式场合演过浮士德的安德烈夫对这个角色并不陌生。忧愁、爱慕、痛苦、愤怒、诅咒、绝望，种种表情尤以目光最能传神。因此，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安德烈夫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足不出户，在家对着镜子苦苦琢磨如何用眼神来体现浮士德内心的挣扎与思索。

　　4月23日，安德烈夫在拿到剧本后，第一次回到歌剧院参加集体彩排。在第五幕的宫殿篇，安德烈夫饰演已届高龄的浮士德，此刻的愤怒是全剧的最高潮，在大运河前焦躁不安地与梅菲斯特对白，然后又竖起眉头，高声地咒骂：“我诅咒这儿！简直压得我透不过气……我怎样才可以排遣愁绪？钟声一响，我便勃然大怒。”这是一段充满了压抑、愤怒的台词，安德烈夫到这时宛然变成了浮士德，充满了愤怒的力量。

　　此时，场下一名场景师在搬动道具，准备下一场的布景，声音偏大了些。安德烈夫不满地瞪向他，希望他能安静下来。场景师接触到了安德烈夫的目光，他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呆立片刻，然后突然倒了下去。场景师的晕倒打断了彩排，工作人员们纷纷上前察看情况。但场景师嘴唇微颤，手指奋力指向安德烈夫的头部，一言未发，然后猝然停止了呼吸。

　　医生在解剖场景师的尸体后，没有找到死亡的原因，至少绝对不是他杀，所以只能暂时以猝死作为结论。但歌剧院却立即传出了可怕的诅咒之说，矛头直指安德烈夫。内容非常可怕：安德烈夫用魔鬼的眼神杀死了场景师。

　　剧院负责人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安德烈夫也对流言嗤之以鼻。不过，在接下来几天的彩排里，大家都避开了第五幕的宫殿篇。几天里一切平安无事，大家才松了口气，看来场景师的死的确是意外。

　　4月29日，《浮士德》正式上演。当天晚上，歌剧院人山人海。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安德烈夫沉浸于剧情中，即使是台下的观众们也都沉浸在安德烈夫的精彩表演中。

　　很快又到了第五幕的宫殿篇，安德烈夫再次因剧情而表现出焦虑的表情。而乐队指挥阿列克谢却分了神，正是他在初次彩排时无意中发现了安德烈夫那充满了杀气瞪向场景师的目光，当时那一眼，虽然不是直瞪阿列克谢，但阿列克谢的心脏却骤然停了一下，当时令他极不舒服，可想而知直接承受那骇人目光的场景师是怎样的感受。

　　今天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阿列克谢一分神，手势顿了一顿：音乐中立刻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

　　安德烈夫正好唱到了“钟声—响，我便勃然大怒。”伴奏出了错，但好在这是一段的结束，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安德烈夫的演唱，但对于凡事都追求精益求精的安德烈夫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他恶狠狠地瞪了阿列克谢一眼。

　　阿列克谢身子猛地一震，仿佛化石般一动也不动。下面的乐队发现了不对劲，演奏有些七零八落，但更让人吃惊的是，阿列克谢在呆立了几秒钟后身子颓然向前倒了下去。全场哗然，观众们纷纷站起来想一探究竟。阿列克谢在几秒钟后醒了过来，脸庞痛苦地扭曲着说：“安德烈夫的目光……我的胸口……喘不过气……”说完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从医院里传来噩耗，阿列克谢死了。医生说他太过紧张，导致心肺功能衰竭而亡，在他临死前反复地提到了“眼睛、可怕”这样的字样。

　　“毒眼”诅咒里的歌剧魔影

　　剧院的演员都害怕接触安德烈夫的眼睛，他们不愿同安德烈夫正面相对。更有人提出要把安德烈夫赶回家，但又无人能替代安德烈夫的角色。由于接二连三有人猝死，而流言又说安德烈夫的眼神能杀人，剧院的领导也无法强迫心生恐惧的团员继续工作，所以一切表演活动都暂停了下来。

　　商会会长列昂诺夫因为第一场公演中断而大为不满。他还坚持要安德烈夫继续演唱，否则商会不仅不会如约给剧院演出费用，而且还会联合抵制歌剧院今后的演出。歌剧院本来就在惨淡经营，根本无力招架商会会长如此的威胁。但剧院领导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本次演出，安德烈夫不得以目光注视任何人。为了自己热爱的歌剧，安德烈夫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当天晚上，歌剧院内再次爆满，市民们丝毫没有受到昨晚意外的影响，而且由于安德烈夫的演出实在精彩，他们热切盼望着再次听到安德烈夫的歌唱。

　　开场前，安德烈夫从幕布的缝隙间向外面看，二楼正中的一间包厢没有人，这间空包厢最适合用来承受他的目光。所以表演开始后，安德烈夫或注视天花板、舞台，或大部分时间注视着空包厢。

　　表演很顺利地结束了，平安无事。大家皆大欢喜，安德烈夫也松了一口气。但当大家返回后台时，剧院领导却一脸恐惧地拦住了他们：商会会长列昂诺夫陷入重度昏迷中——当晚，列昂诺夫包下了二楼正中的包厢，但由于临时有事，所以开场后才进入包厢。安德烈夫内心也产生了极度恐怖，他没想到列昂诺夫会在开场后赶到，那么说，列昂诺夫在演出期间承受了他大量的目光，所以倒在包厢里。

　　曲终人散，但安德烈夫的眼神能杀人的传言迅速从剧院流传出去，传到了市民耳中。列昂诺夫在两天后死于医院，似乎更证实了眼神能杀人的流言。

　　科学验证揭开死亡真相

　　连续三人死亡，皆与安德烈夫有关，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重新解剖了场景师、阿列克谢和列昂诺夫的尸体，三人的尸体上都没有外伤，也没有毒物反应。这三人原来的身体都很健康，不能说是体壮如牛，但绝对不是弱不禁风。而且当时众目睽睽，安德烈夫与三名死者相距甚远，不可能做什么手脚。警方又做了一个实验，把安德烈夫隔离起来，然后让他长时间注视小白鼠及兔子，但实验动物无一受到伤害。警方只能以三人都是意外猝死作为结论。

　　商会会长列昂诺夫在当地有权有势，其妻根本无法接受健康正常的丈夫去看了一场歌剧就猝死的事实。她大闹警察局，要求当局严惩凶手安德烈夫，新闻媒体蜂拥报道此事的大小八卦及所谓内幕。在短短几天内，演绎出无数种版本，最为广泛流传的就是灵异版本。

　　眼神真能杀人吗？这个新闻素材引起了《真理报》的兴趣，他们请来了俄罗斯“脑波信息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弗拉德和生物学博士格兰特一起前往下诺夫哥罗德市一探“眼神杀人”事件的真相。

　　弗拉德初次见到安德烈夫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安德烈夫有些恼火，拒绝与他们合作。弗拉德感觉到安德烈夫的目光有些恶狠狠的，令人很不舒服。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对安德烈夫讲了一个真实案例：一家莫斯科研究机构部门负责人不尊重同事和下属。有一天，他严厉训斥和侮辱一个下属。下属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狠狠地盯着他看，突然，他低下头咕哝了几句就倒下了。医生赶来时，证实他已经死亡，但又说不清原因。法医说，负责人的心脏是受到了某种外力的压迫而停止跳动的，就像人用手将摇动的钟摆停下一样。调查人员怀疑，那位下属可能就是致其死亡的外力。的确，他的眼神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德烈夫立刻大声反驳：“我绝对没有用眼神杀死他们，我根本就没有杀死他们的动机！”格兰特博士立刻解释说，不一定非要恨某个人才能杀人，安德烈夫可能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场景，特定的情绪下，由于表演产生了剧烈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波动让他自己无法控制，但却导致他的目光中蕴含了杀人的力量，但这要用实验证明。

　　于是弗拉德和格兰特重建了案发现场，他们将歌剧院清场，将一切状态都恢复到演出时的状况。让安德烈夫的目光对准一只固定在对面的猴子，然后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当场记录猴子在接受安德烈夫眼神时的反应。

　　当安德烈夫又演唱到第五幕时，猴子有些焦灼不安地扭动身体，当安德烈夫再次唱到宫殿篇的“我诅咒这儿……钟声一响，我便勃然大怒”时猴子尖锐地叫了起来，而且用力摇晃着身体，避开安德烈夫的目光。直到演唱结束，猴子才安静了下来，但仿佛大病一场。

　　实验证明，当猴子看到带有愤怒表情的目光时，脑内扁桃体（大脑中负责感知潜在威胁、调整情绪和指挥情绪行为的区域）活动强度增加了。而且安德烈夫目光直视猴子比凝视别处更能刺激猴子扁桃体的活动。由此证明，愤怒或恐惧的人所注视的方向会帮助其他人判断潜在的安全或危险来自何处。目光对大脑感知恐惧和愤怒情绪具有重要作用。而处理潜在威胁的大脑区域如何工作取决于对方是否在看着你。

　　在对安德烈夫做过多次实验后，弗拉德认为：用眼睛盯人真的可致人死亡，至少对健康有害。实验证明，人类眼神是强大的生物脉冲发射源，能发出高频生物波，因此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人在身后盯着我们看时，我们能够感觉到。共同实验者格兰特博士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人类眼神就像奇特的光电系统，既能接收也能发射信号。从眼睛里发出的辐射是短波，像x光或激光一样具有穿透力。这种波可以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大脑乃至整个身体。

　　安德烈夫太入戏了，在歌剧中，他就像浮士德一样，情绪多变，无数次爆发，再爆发，就像一个音符，一再拔高，到了高潮后开始迸发，这种高频的生物脉冲波对于普通人是极为可怕的，尤其是场景师和阿列克谢影响了安德烈夫的演唱，所以导致安德烈夫当时的情绪更加恶劣，而列昂诺夫的死则是因为安德烈夫误以为包厢是空的，所以目光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生物脉冲波太过强烈所导致的。

　　真相终于大白，三人的死不是鬼魂作祟，而眼神杀人也确有其事，安德烈夫的眼睛属于“毒眼”，本来就能发出高频生物脉冲波，当他入戏时，情绪波动过大，所以导致生物脉冲波频率超高，影响了场景师、阿列克谢和列昂诺夫三人的心脏，最终导致他们的死亡。 

来源：检察风云

　　1986年7月，英国纳伯雷的一个村庄里传开了一个可怕的消息，15岁女学生道恩·阿什沃思被人奸杀，这已经是这个离伦敦100多英里的乡村地区发生的第二桩骇人听闻的案件了，三年前的1983年年底，一个路人发现了15岁女孩琳达·曼恩被强暴后的尸体。连续发生的恶性案件令当地居民万分惊骇，当地警方动用一切力量寻找真凶。

　　警方将目标集中到了某医院一位17岁的搬运工身上，这人平时有点迟钝，在警方严厉的质询下，他承认阿什沃思是他杀的，但否认与曼恩被杀案有关，检察官认为他在撒谎，他们相信这两起案子是有联系的。

　　在此案发生两年前，附近莱斯特大学的遗传学教授亚历克·杰弗里博士开始研究DNA鉴定技术，并帮助破解了一宗移民案件，证实一名加纳男孩是一位英国母亲所生。虽然当时还没有用DNA分析鉴定结果来作为犯罪证据的先例，但警方还是求助于杰弗里用DNA技术来破这桩令警方头痛的案子。

　　杰弗里从被害女孩身上提取的精子细胞的DNA与嫌疑人身上提取的白细胞的DNA进行比对，鉴定工作要经过许多烦琐细致的步骤，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警方耐心地等待着。

　　杰弗里以为自己在检验过程中出了差错，DNA分析比对结果表明两起案件系一人所为，但却并不是那个在押疑犯。

　　DNA鉴定的结果令杰弗里大吃一惊，他想某个环节一定出了差错。事后他回忆道，“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哪，一定是技术上出了问题。’”鉴定结果显示，这两起案子系一人所为，但并不是警方认定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尽管他自己已供认不讳。

　　进一步的检验确认结果准确无误，垂头丧气的警察只得将嫌犯释放，如果不是DNA作证，他很可能已被判罪。随后警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排查措施，对当地血型相符的4000名男子的血样进行了DNA分析，艰难的取证工作持续了整整半年，案情却进入了死胡同，没有一例血样是相符的。

　　1987年案情突然有了转机，一位面包店的女工听某同事谈起曾替另一位面包店伙计提供血样，警察得到这位女工提供的情报后，立即控制了那个找人冒名顶替的伙计，杰弗里对这个名叫皮奇福克的人进行了DNA分析鉴定，结果表明他就是两起谋杀案的真凶，皮奇福克认了罪，并于1988年被判终身监禁。

　　杰弗里将他的DNA鉴定程序称为“DNA指纹识别”技术，如今普遍称为DNA指纹图谱法或DNA分析法。首次由DNA鉴定结果定案的这一案例显示了DNA技术在法医刑侦领域内的巨大潜力。它能为清白无辜者脱罪，也能协助警方擒拿真凶。

　　19世纪后期从大批人群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的3种查案方法应运而生：它们是“人体测量法”、指纹鉴别法和血型检验法。

　　长期以来，查案人员一直在寻求除了目击证人的证词之外能够确定犯罪事实的方法，因为证人的证词有时并不可靠。19世纪后期从大批人群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的3种查案方法应运而生。

　　19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迪隆的法国警官提出了人体数据测量法，他设计了11项测量数据，包括两臂伸展开来的长度，脸颊的宽度，坐着时的高度，以及右耳的长度等，将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就可以精确地确定一个人的身份。这个方法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两个人可能会共有某个相同的特征，但是身体所有特征相同的可能性小得几乎不存在。

　　贝迪隆的方法其不足之处是它的实际应用。方法虽好，获得数据却很困难，小小的误差会降低整个系统的准确性。但美国的许多警察部门多年来却一直普遍使用着这一方法，一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种简单快速而有效的方法出现为止，那就是指纹鉴定法。

　　人们早已了解到，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相同的。1892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终其一生不会改变，而罪犯在犯罪现场所触摸过的任何东西都会留下指纹，以指纹鉴定身份至今仍然是警察破案的一个重要手段。

　　美国于1910年正式使用指纹识别法认定了一起芝加哥谋杀案的凶手。192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建立了指纹库，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已储存了1亿个指纹样本，此后几十年，指纹一直是确认身份的主要依据。

　　第三种手段是血型检验，于1901年推广使用。奥地利研究人员卡尔·兰茨泰纳将血型分为A、B、AB和O型，此后血型鉴定法也成为案件调查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假如罪犯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血迹为A型，那么其他血型的嫌疑人就可排除在外，但是血型为A的人却未必一定是罪犯，因为拥有A型血的人有许多。因此在案件审理中，血型只能起到排除嫌疑的作用，但却无法据此来确认犯罪嫌疑人。

　　人类99.9%的DNA都是相同的，只有2%的碱基对携带着个人独有的信息，那就是所谓“垃圾”DNA，或者叫做“非编码DNA”，而每个细胞核内都含有整个生命密码。在此理论上建立起来的DNA分析技术比3种传统查案技术更准确更有效。

　　DNA分析法拥有人体数据测量、指纹和血型3种传统身份识别方法的特点，与血型分析法一样，它建立在化学分析的基本上；与指纹鉴别法一样，它依据的是个人独一无二的特征；与贝迪隆的人体测量法一样，它对一系列的特征进行比对鉴别。但在确定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进行犯罪证据比对方面，DNA分析法显然比这3种传统方法更准确更有效。

　　英国纳罗雷警方侦破两起少女被杀案的同时，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警方也正在查找一起系列强奸案的蛛丝马迹。嫌犯于1986年5月开始到年底，共强奸了23名妇女。1987年2月，罪犯强奸了一位年轻母亲，这次他在现场留下了两个指纹。3月份警察抓住了当地的一个小偷，他的指纹与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相符，此人名叫汤米·李·安德鲁斯，24岁，在仓库工作。

　　依据指纹证据可以将他定罪，但是警方想知道他与此前的系列案件有没有关系，于是佛罗里达州警方决定运用DNA分析法，这是美国法庭第一次使用DNA鉴定法。如今DNA分析已在刑侦部门普遍使用，但在20年前，用安德鲁斯血液提取的DNA与受害者身上提取的精液进行比对匹配却是惊世骇俗的做法。

　　1984年杰弗里有了重大的发现。虽然DNA决定着每个人的不同特征，但是要以它来作为查案工具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人类99.9的DNA都是相同的，只有2%的碱基对携带着个人独有的信息，那就是所谓“垃圾”DNA，或者叫做“非编码DNA”。DNA分析法之所以在法医学中获得实际应用，是因为几乎在人体的每一个细胞核内都包含有整个生命密码，这意味着，获取罪犯留下的一滴精液和嫌犯的血液，就可以进行比对鉴定。

　　1987年纽约“生命密码”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对汤米·李·安德鲁斯案中的DNA样本进行分析，比对结果完全匹配，1988年陪审团裁决安德鲁斯罪名成立，认定他为系列强奸案的罪犯，被判115年徒刑。

　　从伯克利向北行驶时，穆利斯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他立即将它写在了一个信封上。由此灵感诞生的“聚合酶链反应”理论使DNA鉴定技术比以往更快速更简便。

　　1989年，以强奸谋杀被定罪的弗吉尼亚的戴维·瓦兹奎兹成为因DNA分析鉴定而被证明无罪的第一个美国人。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建立起了专门的DNA分析实验室，法医科学的DNA时代从此开始。

　　早期的DNA分析方法费时费力，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还需要较多的血迹样本才能够提取足够的DNA进行测试鉴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实际应用。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观，加利福尼亚一位生物化学家开始着手改进法医学上的DNA分析方法，不久就将给整个分子生物学领域带来巨大的震撼。1983年，生物化学家卡瑞·穆利斯发现了镰状细胞血症的遗传基础。一个周五晚上，他从伯克利驾车向北行驶到门多西诺去度假，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将车路边停下，在一个信封上将突然闪现的灵感写了下来。

　　接下来他一个晚上没睡，不断地进行着计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建立起了他称之为“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的理论基础，相关的实验室技术过了好几年时间才得到了完善。1993年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的发明受到了广大生物化学家们的欢迎，并为世界各地打击犯罪的武器库又新添了一种有力的武器。

　　穆利斯的PCR技术与早期的DNA鉴定方法比较起来，更快更简便成本也更低，使得DNA分析在法医刑侦领域内的应用更为普遍更为广泛。DNA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化学物质，但还是会受到热量、紫外线光，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一些犯罪证据在被发现时有可能已经过了较长时间，而有了PCR技术，即使是一些年代久远的样本也难逃法眼。

　　20世纪90年代，DNA鉴定技术为涉及两位美国总统的丑闻事件提供证据，又一次成为新闻热点。

　　20世纪90年代，因为涉及两位美国总统的丑闻事件，DNA图谱分析鉴定新技术又一次成为新闻热点。第一桩涉及200年前的旧案，180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被他的敌人指控，说他和奴隶萨利·赫明斯生有一个孩子，事实真相扑朔迷离，让人真假难辨，直到1998年，对托马斯·杰斐逊叔父的后代（杰弗逊总统本人没有男性后代）以及赫明斯后代的DNA进行了分析鉴定，证实杰斐逊至少是赫明斯其中一个孩子的先祖，200年的历史之谜才最后尘埃落定。

　　另一桩是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总统有关的丑闻事件，克林顿一直向美国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与“那个女人”——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安排的DNA分析检定调查结果却证明事实并非如克林顿所说的那样，留在莱温斯基蓝色裙子上的精斑与克林顿总统血样的DNA分析结果相符合，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得克林顿被迫承认与莱温斯基有过“不适当的关系”。众议院启动了弹劾总统的程序，这是在经过了整整130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再次通过弹劾现任总统的条款。

　　DNA分析技术还清白之人以清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未来简单方便的仪器让警察在犯罪现场用几分钟时间里就得到DNA分析的结果，并利用数据库里的记录，即刻锁定犯罪嫌疑人。

　　DNA分析技术还一直是证明无罪的有力工具。1981年，20岁的罗伯特·克拉克，被控为发生在美国东亚特兰大的强奸、绑架和持械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他一直申辩自己是清白的，但受害者在一组人中指认了他，于是他被判了20多年徒刑。

　　2003年克拉克求助于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无罪计划”（Innocence Project），1992年由几个大学教授建立起来的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民间非赢利性组织的这个“无罪计划”，专门为判决后对犯罪事实存有疑问的案例提供DNA检定。不顾检察官的反对，该组织的律师为克拉克安排了DNA分析检定，检定结果证明克拉克是清白的，2005年，在坐了25年牢后，克拉克终获自由。

　　DNA检定在司法公正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一桩错判的案件都存在着双重的司法不公正：清白之人被关起来，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至今为止，“无罪计划”已为罗伯特·克拉克和另外175名被告开脱了罪名，还其清白，这对其他一些刑事调查证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包括嫌疑人的供认，目击者的指证等。

　　199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建立起了DNA检索系统（简称CODIS），到2006年，已收集了320万例DNA分析图谱，以及未解悬案的136，000个现场证据样本，刑侦调查人员可从DNA数据库系统中查找可能的嫌疑人。

　　过去十年里，DNA技术日臻成熟，以往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检测过程，如今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甚至从脱落下来的几个皮肤细胞中提取的DNA物质就能提供找到罪犯的线索。也许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简单方便的仪器能让警察在犯罪现场用几分钟时间就得到DNA分析的结果，并利用数据库里的记录，即刻锁定犯罪嫌疑人。

　　DNA数据库已成为法医学领域内追查凶犯的强大武器，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个人隐私等问题的忧虑，数据库中应该包括什么人的DNA？只是罪犯的？还是所有人的？如果现场样本与数据库中某人的DNA近乎完全匹配，那么和他或她有着相近DNA图谱的亲属，是否也将成为嫌疑人呢？

　　今天的DNA技术并不提供嫌疑人的任何遗传信息，像指纹一样，它体现的只是某人独一无二的特征，而无任何遗传学上的意义。但是遗传学科学在飞速发展，未来的DNA分析将能显示许多身体特征，如眼睛或皮肤的颜色，大约身高，以及患各种疾病的概率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心理上的特征，比如一个人的性格是否易怒或者倾向于暴力等，未来的DNA技术将拥有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前景。

来源：新闻晚报

　　分清“伤与病”，直面“罪与非罪”！近日，记者在上海市公安局损伤伤残鉴定中心当了回“法医”。

　　当事人之间的恩怨纠纷，透过伤势看到的真相，不禁令记者大吃一惊——法医不仅要让尸体“说话”，还得为伤者进行损伤鉴定，还每个伤口“公道”。

　　醉汉追进包房砸人

　　下午2点，记者在上海损伤伤残鉴定中心，实地体验了一番“坐堂”法医的滋味。带教老师是女法医吕红，登记、检查、看片、询问、分析，她忙得连口水都没喝上。20多岁的男青年小张，头顶纱布、脸带伤疤，由当地派出所民警陪同前来。

　　上月23日21∶40，小张跟十多位同事一起，在南汇康桥镇一歌厅唱歌。两位女同事上厕所时，遭到隔壁两位醉汉的非礼，吓得她们逃回包房。不料，醉汉不依不饶，竟追进包房，用一酒瓶连砸小张和同事。小张左头顶、左脸颊、左肩膀多处损伤，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当时，医生根据伤势情况，为他做了植皮手术。

　　“急诊CT片显示头部皮下血肿，头顶缝合伤口长达7厘米，伤口形态符合酒瓶砸伤特征，左脸颊因软组织缺损植过皮，目前伤势已构成轻伤，但因伤后时间较短，目前不能判断是否会遗留后遗症，故无法排除重伤的可能性。”吕红法医本想建议小张过段时间待伤情平稳后再鉴定，能更准确地反映伤势程度。

　　可另据了解，案发后，打人者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最终将根据损伤鉴定结果处理。“如果不及时作出鉴定结论，对方拘留结束后肯定会躲起来，以逃避赔偿要求。”考虑到承办民警办案的实际情况，一番认真思考后，吕红法医作出了轻伤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小张如有后遗症可再行复核。不经意间的急人所急，令在外打工的小张感激不已。

　　同事扭打脊椎骨折

　　送走小张后，记者注意到吕红对面的同事胡法医，正在接待一位眼熟的伤者，这名中年男子一个小时前才离开的，怎么又回来了呢？

　　此人姓王，上月12日，在单位与同事因纠纷被打了，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事后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受理后委托鉴定中心做损伤鉴定。胡法医告诉记者，伤者提供了就诊医院的拍片，X光片上骨折迹象不明显，而CT片能看到疑似骨折线，又因拍摄缘故显得很模糊。

　　“两张片子不一致，为了能准确了解伤势，我建议伤者再去拍一张CT片，可伤者反映住在郊区，来回不方便，就让伤者到附近医院拍了张CT片，再回来做鉴定。最新片子显示，骨折线很明显，且有骨痂生长。”胡法医欣慰地说，“不重不轻准确鉴定，还每个伤口‘公道’，是我们的职责。”

　　伤眼男孩原有弱视

　　“小飞视力怎么样了？有没有坚持治疗啊？”下午4点，结束完一天的接待工作，吕红打了个特殊电话。7岁男孩小飞一直是她惦记的伤者之一。

　　小飞住在包头南路上，去年4月底，他在小区玩模型小车时，被一个不明身份男子，用钥匙划伤了左眼。当天就诊时，左眼睁眼困难，视力只有0.1，球结膜充血，眼角膜有划痕。5月上旬，吕红和小胡一起接待了小飞一家，经检查发现视力之低，与伤势不符合。

　　“我们发现小飞的伤势不是很重，眼内容及眼底未见明显外伤性异常，视力不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低。我们判断他可能有弱视。”吕红回忆，“当时，小飞的父母情绪很激动，认为孩子的左眼是被人打坏的，才导致视力这么差，一时不能接受我们的解释。”

　　按理说，法医就伤验伤就行了，而吕红和同事却因深知弱视的治疗年纪越小越好，她们耐心地向家长解释，并最终说服他们尽早治疗。接着，她们又联系了眼科会诊专家，并陪小飞一家前往医院就诊。

　　9月底，当小飞再次到鉴定中心时，经一段时间的弱视治疗，小飞左眼视力达到了0.5，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最后，按检查结果法医出具了轻微伤结论的鉴定报告。

　　昨天下午，当吕红再次与小飞家人联系时，得知孩子一直在接受弱视治疗，但视力仍有反复时，不禁揪起心来，不断叮嘱家长要督促孩子治疗。

　　分清“伤与病”直面罪与非罪

　　“分清伤者的伤势与原有病情的区别，结合伤势与案情的逻辑，我们的工作牵涉到‘罪与非罪’”。谈起损伤伤残鉴定中心的法医工作，主任沈家建显得非常严肃，“我们接受的鉴定，全都来自公、检、法系统的委托，不接受私人业务。鉴定对象大部分涉及民事纠纷，也有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目前本市有6家人体损伤鉴定机构，主要以国家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中人体轻微伤、轻伤和重伤的鉴定标准为准。其中，据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上海公安局损伤伤残鉴定中心，共完成损伤鉴定4500余起，伤残鉴定1000余起（去年10月起停止受理）。按每周周一到周四的接待时间计算，平均每天要受理至少25起。

　　法医们坦言，对于鉴定结论，有时会有部分缺乏专业知识的伤者表示不满，甚至情绪非常激动；更甚者偶尔有伤者伪装加重伤势、隐瞒原有病情。“损伤鉴定结论在涉及民事纠纷时，可能会牵涉经济赔偿问题；在刑事案件中可能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我们不能偏重，也不能偏轻，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文中伤者均为化名）

        据《北京科技报》2006年6月27日报道:

　　印尼海啸遇难者身份如何确定？沙漠干尸是不是彭加木？你的祖先是谁？恐龙能否复活？要解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DNA。自从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于1953年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DNA似乎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语。DNA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它是无所不能的吗？北京科技报记者专访中科院专家，解读关于DNA的疑问。

　　疑问一：DNA主要存在于哪里？

　　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不同的物种，染色体上的DNA数量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通常就是物种的特征，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染色体上含有一个DNA分子，有时也会含有两个DNA分子。DNA分子很长，而且非常细，双螺旋链的直径约为20埃（1埃相当于千万分之一毫米）。如果将一个细胞中的所有DNA取出来展开，长度将超过1米。

　　疑问二：DNA长什么样？

　　如果将其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你会发现DNA分子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据了解，1953年，英美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他们是这样描述的：由一对多核苷酸相互盘绕组成双螺旋。DNA的双螺旋结构是最优良、最稳定的结构，正因为如此，DNA在自然界中最有资格充当遗传物质，它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分子。

　　疑问三：DNA和基因是什么关系？

　　DNA这个完美的分子可以被分为许多个片断，而有些片断是具有遗传效应的，比如有的片段决定你是什么血型，有的片段决定你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这些具有遗传效应的片断就是基因。基因不仅可以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还可以使遗传信息得到表达，不同人种之间头发、肤色、眼睛、鼻子等不同，是基因差异所致。

　　疑问四：DNA分子对人类的健康起着怎样的作用？

　　DNA分子与人类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DNA分子上已知的功能基因约有2.5万到3万个，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保证了人体的正常运转。但是，一旦基因出现缺陷就会导致人得病，这就好像一个不合格的砖块用作建筑高楼的时候，它的缺陷就会引起建筑质量问题一样。例如智障正是反映某种基因的缺陷。

　　疑问五：DNA上是否存在智力基因呢？

　　智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现象，它是由多个基因决定的，不好明确地说哪个基因就是智力基因，尽管智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但是通过后天的训练也可以提高锻炼智力，因此，智力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的综合结果，而基因疗法正试图改正这种缺陷。

　　疑问六：基因疗法可以包治百病吗？

　　基因疗法是不可能包治百病的，而且还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所谓基因疗法就是先诊断病人所缺陷的基因，然后再将健康人的正常基因植入病人体内，以取代有缺陷的基因，恢复该基因的功能，达到治疗基因病的目的。如何使正常基因正确导入病人体内而不被身体所排斥，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疑问七：在鉴别个体时，DNA鉴定与指纹鉴定相比孰优孰劣？

　　个体鉴定无非就是四种方法，瞳孔鉴定法、指纹鉴定法、遗传鉴定法、整体形态学扫描鉴定法。而遗传鉴定实际上就是DNA鉴定，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DNA是相同的，这个特点和指纹鉴定很相似，因此在获得比较清晰的指纹情况下，两种鉴定方法的准确度是一样的，但是很多破案的过程中，指纹印迹可能有磨损的情况，因此DNA鉴定法就为鉴别个体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准确的方法。

　　疑问八：人类未来的遗传能受科学家的控制吗？

　　科学家不能通过手段去控制人类未来的遗传，这个回答是肯定。因为人类是一个重大的群体概念，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之间的差异正是人类得以繁衍和壮大的最大源泉，这种多样性是我们最宝贵的材料，一旦某种种群被损害一定也会对整个人类总体造成伤害，因此理论上控制遗传必然失败。而实际上也不可能，地球有65亿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被控制的，从伦理上来说也是不道德的。
 
　　疑问九：在实验室里，能否通过复制DNA克隆已经灭绝的物种？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只要我们从灭绝动物的残骸上获取DNA，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使这些动物复活。

　　目前，低等的单细胞物质，如病毒、细菌这类简单的物种已经在实验室复制成功。但是对于高等动物，如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的复制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这类动物的复杂程度，特别是细胞的复杂程度远远地超出人们的一般预料，仅仅能够复制全部的遗传物质，并不代表能把细胞给复制了。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现在灭绝动物的DNA基因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难以得到完整的DNA分子，而以目前实验室水平，还没有能力将这些基因碎片组合以重构完整的分子。

　　疑问十：可能从恐龙化石的身上提取DNA吗？

　　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因为用现在的技术已无法获取早于100万年以前的DNA，更不要说已在6500万年以前灭绝了的恐龙了。除非像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中描述的那样，假设蚊子在刚吸取完恐龙的血之后，紧接着就被树胶粘住，于是变成一个密封的容器，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血细胞分子在蚊子的体内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科学家就可以从中获取原始的恐龙DNA。当然只是假想，事实上不太现实。

　　■背景知识

　　DNA研究历史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一书，并把为什么生物的性状可以遗传的疑问留给了后人。1929年列文提出DNA的化学成分和基本结构，1950年夏天，生物学界正在进行一种叫双结构螺旋研究竞赛。结晶学研究的权威富兰克林提出DNA分子有多股链，呈螺旋状，并拍摄到了核酸的X射线衍射照片。

　　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与詹姆斯·沃森一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生物遗传分子DNA的结构为双螺旋，这一发现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两人因此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DNA模型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它为破译生物的遗传密码提供了依据，从而促使了遗传工程学的出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以来生物科学中最伟大的成果。